除此之外，国人也纷纷慷慨解囊。

在jak和唐建凯的倡导下，香港的慈善工作表现突出。

其中和记李超人捐赠一点一亿元，少基唐三叔一亿元，这两个微妙的数字，让李君阁不由得啼笑皆非。

在后续的时间里，立法会共拨捐款九十亿港元，民间捐款达一百三十亿港元。

民建联一项民调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的港人曾为蜀州捐款！

米国《纽约时报》也不由得发出感慨。

“致命灾难，触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特别是在新富和城市人当中。

捐赠像潮水一样涌入，善款比中国去年全年募集到的都多。

对于一个政府曾包办福利的社会来说，这次的捐赠令人瞩目。

尽管向数百万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援助主要还是由政府和军队提供，但这次，民众迅速组织自救，而不是坐等政府组织的救援工作。

为灾难募捐的银行帐号不断在网络日志和手机上闪烁。

献血中心挤满了前来捐血的民众，已开始要求市民预先登记方能献血……”

……

当国内的媒体还沉浸在对地震细节的报道和对典型人物的挖掘和整理时，更多的西方媒体，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地震之后中国社会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众极具想象力和饱含热情的各种自发救援活动。

他们将这种现象总结为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个名词——公民社会，并讶异于它在中国的产生。

因地震而出现的志愿者大军，让西方民众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印象和形象，与以前的官宣有多么大的反差与不同！

对于这一切，李君阁表示不屑一顾。

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前那是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吧，但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国，民族观念，那是早就铭刻到了骨子里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自《孟子?梁惠王上》，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

根据系统的统计，仅在十五日这一天，就有至少五万名志愿者以蜀都为中转地，想尽一切办法奔往灾区。

要是加上各地的志愿者，和一些临时的义工，那数量更是庞大！

对于突如其来的志愿者大军，灾区基层干部们的感觉是复杂的。

大家都缺乏经验，甚至是缺乏信任。

对于这些开着自己的汽车，拉着药品食品，背着各种装备，眼里透着殷切泪光或举着写着各种字号旗帜的人们，干部们既感欣慰，也感紧张与头痛。

欣慰的是，在人手和物质紧张的情况下，来了救兵。

紧张的是，不知道那些写着各色文字的旗子的qq群，微信群，有没有在民政部门的登记名单上，有没有别有用心甚至居心叵测的人。

而头痛的，则是原本就紧张的灾区供应状况，会不会因为急剧增加的志愿者人数而显得不堪重负。

这种疑虑，广泛存在于灾区各级干部们的头脑中，其实这是源于他们对志愿者这个概念的陌生。

最初阶段，整个蜀都市，负责登记和接待志愿者的工作人员只有五十人。

这样巨大的反差。背后所显示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志愿者的热情估计不足。

虽然多数志愿者为救灾工作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因情况不明而出现的过激场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三日下午到十四日上午，大量超出接待能力的志愿者的涌入，而各地民政部门只能采取传统的登记注册之类的形式来进行管理，肯定应接不暇。

这种方式，肯定与如火的灾情和志愿者们急迫的心情形成尖锐冲突。

后者认为这是相关部门的官僚作派，而前者则认为志愿者不愿意接受管理。

二者之间所发生的冲突，除了是因为事情紧急，管理部门人手严重不足，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志愿者和政府相关部门彼此之间，了解太少，而误解，太深。

稍有一点点小小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和被误读。

很多志愿者捐赠的救援物品上，除了写着“中国，加油”“汶江，雄起”之类留言，还写下了要将物质送到灾区群众手上，而不是基层政府手上之类的字眼。

这其中所表现出的担忧与不信任，也是长年凭印象积累下来的。

加上志愿者们本身也比较盲目，他们自发行动造成的结果，就是越有名的灾区，得到的救助数量和质量越高。

一些靠近路边交通方便的村庄，被一次又一次重复救助，而一些偏远的灾区，却因为信息的闭塞，而被忽略掉了。

这其实是一种长期积累和各行其是之下的矛盾。而灾难带来的，是一次没经过预演的突然碰撞，让这矛盾一下子暴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