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首届世博会后，一国自行决定举办这一传统的延承使世博会愈来愈多。在一九三一年国际展览局成立之前，世博会举办机制相当混乱，竞争也不断加剧。1888年甚至出现同一年有四个国家同时举办世博会的历史纪录：西班牙巴塞罗那、比利时布鲁塞尔、澳大利亚墨尔本、英国格拉斯哥。

再看看1900年之后：1902年俄罗斯圣彼得堡；1903年德国汉诺威、日本大阪；1904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美国圣路易斯；1905年比利时列日；1906年意大利米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1907年爱尔兰都柏林；1908年英国伦敦、西班牙萨拉戈萨等——都在举办世博会。

如果人们愿意，他几乎可以在各种世博会上度过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世博会当时已经成为展示和激励创新的平台，人们都希望利用世博这一平台来发布最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各国也希望借此来提高国际声誉，并展示国家的面貌。

1903年3月1日至7月1日,日本政府在大阪市的天王寺举办了“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又称大阪博览会。博览会分列农业、园艺、矿冶、化学、工业制作、教育学术、卫生、经济等八处展馆；另外还设有参考馆，展出各国物品。

对于世博会的态度，满清政府依然认为是“炫珍耀奇”的无益之举，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助”为理由再度拒绝官方参加，由地方官商自愿选购物品参展。

相对于官府的冷淡，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东南省份的官商，对参加博览会还是很有积极性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地都派员参与，各设展厅。

而赵海镇通过申请和运作，天厨味精、腾龙和翔凤品牌的服饰、玩偶，以及加班加点制造出来、还比较粗陋的酚醛塑料商品，也呈列在了江苏展厅。

王卓然与十六名新招聘的原广方言馆的学生，彩凤和小云子，在陈文强的安排下，提前赴日，在博览会上学习研究，并了解世界新技术的发展。

在博览会上，王卓然等人不仅长了见识，更在思想上有了急求上进的变化。知耻而后勇，虽然中国馆的景象令人感到屈辱，但未尝不是刺激的良药。

作为新技术、新工艺的展示会，博览会的展品象征着时代的潮流，应有启迪未来、继往开来的产品，而大阪博览会的中国馆的六省展品却是基本雷同，且正好相反，多数为彰显过去的文物类的展品，比如汉瓦当、唐经幢等古物，再就是陶瓷、茶叶、生丝等传统商品，与外国展品一比，实在是乏善可陈，暮气沉沉。

而在王卓然等人先期到达日本大阪时，还经历了一场涉及到国耻的交涉。因为日本主办者不设福建馆，而将福建物产工艺放入台湾馆，分明是昭示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尤其是在中国馆展示三寸金莲、鸦片烟具等陋俗，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尊严，是对中国的蓄意侮辱。

秦毓鎏等留学生特地从东京赶到大阪博览会现场。本想一睹来自祖国的物产工艺，以慰乡思。不料一进入中国馆，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既失望又气愤。当即找博览会负责人提出质问。并致电东京留学生会馆，请派代表前来抗争。并商定以留学生会馆的名义，致函国内正准备派往大阪博览会的各省官商，告知日方在大阪博览会上有严重损害我国家尊严之举，劝告他们不要前往大阪。

此事终于引起日本政府重视，他们深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引起世界舆论哗然。遂下令大阪地方官干涉此事，答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王卓然等人也参加了此番抗争交涉，等到陈文强到达大阪时，“已不复见该博览会有此种陈列”。

“都是正活泼好动的青少年，怎么感觉你们的气氛有些沉闷呢？”陈文强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卓然，说道：“感受到屈辱，觉察到落后，这都不要紧。知耻而后勇，有了触痛，奋发向上的动力才更足。”

“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日本在工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人惊诧。”王卓然苦笑了一下，感慨道：“老大的中国，不知要何时方能追赶而上？更不要说那些西方列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