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精明，却缺乏大智慧，有些时候其说精明，不如说滑头；与其说精明，不如说世故；与其说精明，不如说是钻营和算计；与其说精明，不如说没有远见，只顾眼前利益。

虞洽卿，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只身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多次为老板出谋划策，使小小的瑞康颜料行在上海滩剧烈的商品竞争中化险为夷，站稳了脚跟，很为后来者效法和称道。而且能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倒是个值得深交的人物。

朱葆三，勤奋敬业，从小伙计干起，补习各种有关的商业知识，举凡珠算、语文、大楷、记账、商业尺牍等课程。由于工钱少，上不起英语补习夜校，他接连好几个夜晚来到夜校门前，终于找到一个学生，每月给他五角钱，拜他做“小先生”，让“小先生”每天夜里放学后，再把学到的英语教给他。一年下来，朱葆三竟然真的学到一些英语会话，可与外商在生意场上勉强打打交道，从此大展宏图。

陈春澜，也是出身贫穷，但却禀性善良，将自己做伙计几年辛苦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借给一个名叫约瑟夫的破产德国人作回家的路费。五年后，约瑟夫重返上海，送给其四船呢绒，并帮助陈春澜租好铺面，扶持他开了一家专营德国呢绒的商行以作报答。陈春澜一夜之间暴发当老板的事情在上海滩传开后，不少外国人知道他善良诚实，都来和他做生意……

会聚于此的商人个个身价不菲，这也显示出甬商在上海的地位。宁波自古以来有经商的传统，在战争之前，宁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上海开埠后，宁波港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宁波商人利用地缘上的优势，纷纷抢滩上海。宁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较长，资金较为宽裕，所开设的钱庄也居于前列。

清末时，在上海的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九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五家。同时，以宁波商人为首开设的上海钱业公所，以及自身的同乡会组织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构成了一个紧密地互助协调系统，把宁波商人的财力、人脉尽可能得集中起来，从而确立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其实，陈文强要开办银行，并不认为在资金方面会有很大困难。但如果能借助江浙、闽粤商人现成的经营网络和人脉，银行的网点便可一下子占领东南、西南两个区域，省去了自行建设发展的大量成本和时间。

当然，陈文强只需要那些守规则的、有眼光的商人加盟，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就让他们自己去面对现代经济大潮的洗礼吧，相信没有几个能在外资银行的挤压中挺过来的。

而所谓的合资入股本就是双向选择，不光这些巨商大贾在权衡利弊得失，陈文强一边含笑应酬，一边也在观察着他们的言行。即便不参与合资银行，哪些人可以长远共处，哪些人可以成为他的产业链条中的一环，他在心里做着初步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