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会搜集的本国和各国的资料，大家仔细看一下，对比一下数据，便能看出差距有多大。这么大的差距是只推翻清廷便能追赶上的……”

会议的主题并不是一下子便涉及的，宋复华首先是从战略的角度来阐述根据地的作用。以及革命的大致阶段。同时，也解释了为何革命军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持稳发展的思路和意义。

眼下的形势虽然很好，但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

从人力上看。无论是军事人才，还是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上的人才，都是缺乏的，更没有什么实践的经验。想要治理好一地，甚至一个国家，就必须耐下心来。培养、积蓄各种人才，信得过的人才。

从财政上看，复兴会现在已经是支撑的极限，没有一举而使革命成功的物质基础，盲目行动只能是后继乏力，招致失败。

再从全国的形势来看，清廷预备立宪确实使很多国人认为不一定非要暴力革命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在满清失却人心之前，革命也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

综合分析之下，静心发展、等待时机、厚积薄发才是最佳的选择。从中国讲到外国，也让与会人员充分了解本国与列强国家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是任重而道远，革命更是复杂的综合性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至于革命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宋复华认真听取了在座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且，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其他政务上，重大事情的处理连宋复华也不能够擅专。

没错，领袖是领袖，可不是能够独断专行、大权独揽的存在。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如果再造就出一个专制，那又意义何在呢？

复兴会的组织章程上早已有名文规定，重大问题是三执委多数决议制。也就是说，宋复华只有一票的权利。其他两位执委，陈文强和吴禄贞与他的权利是一样的。

“对于军事，我是外行，还要征求吴执委的意见。”宋复华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又涉及到巨量的物资输送，还要看陈执委的意思。这样，大家畅所欲言，把意见和建议都说出来，形成几条决议，再由我和陈、吴二位执委最后商定。”

“宋先生虽是领袖，却还虚怀若谷，实在是令人钦佩。”龙济光并不熟悉复兴会具体的章程规定，终于得了空子，插嘴恭维道。

宋复华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执委会是复兴会的最高决策机构，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宋某虽被公推为首脑，亦不可独断专行。本会既志在推翻专制，实行民主，自然不能使一人大权独揽、行专制之实。民主，集体智慧，龙司令慢慢就会明白这些的重要。而参谋部、总参谋部的设立，也是如此。”

龙济光似懂非懂，陆荣廷却比较狡猾，不轻易开口。但两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起初的被逼无奈，到现在觉得前途也有些希望。

人嘛，趋利避害是本能，投靠胜利者一边也无可厚非。坚定的革命者迎难而上，自然不在此列。但类似龙济光、陆荣廷这样的思维，却也因为革命军的大胜而在光复区的民众中盛行起来。

革命军初起之时，民众中观望的多，大胜之后呢，参加者便积极起来。道理很简单，希望的力量，前景的乐观。

会议几乎开了一天的时间，诸如军区划分、军政分离、政务管理、经济经营等问题都一一落实下来，根据地的运行机制和诸项政策从此走上了正轨。

显然，宋复华的到来使很多问题都得以解决，从这方面来看，他在此坐镇还是很有道理的。

而就在宋复华用实际行动洗清了“远距离革命家”的指责和批评时，另一个革命团体同盟会却又掀起了一场反孙运动，一些人甚至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

反孙派攻击北辰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北辰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则是批评他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他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同时，安庆起义的失败，陶成章海外筹款的不顺，也使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公开化。陶成章积极倒孙，遂有《孙文罪状》一文横空出世。

对此，北辰非常愤怒，首先断绝了对由章炳麟担任主笔的《民报》的财务支持，“……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言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到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

然后，北辰以胡汉民、汪精卫这哥儿俩为班底，把南洋的同盟会统统改组，同盟会不要了，另行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

如此一来，南洋同盟会的分支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同盟会总部，各地同盟会有事情要向南洋分支的胡汉民报告，东京同盟会已经是名存实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