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相比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转型。

同样的，一九零九年爆发的革命，虽然还没有显现出松缓的迹象，但真正能左右时局的幕后者，却并没有大打出手的打算。

但硬碰硬的一仗是很有打的必要的，只有明白对方的力量，才会真心地用妥协、商谈的方式解决问题；也只有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才能在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反观革命的一方与清廷，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并不仅仅是南下镇压的北洋军还处于袁世凯的遥控指挥之下，没有什么热情，或者说是拖沓延宕。在京城，乱象更生，让人看不到清廷内部同心协力的样子。

革命初起，清廷便决定出兵镇压，由荫昌前往。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但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心生畏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但复兴会的内线却传出谣言，说清廷南下的军饷不足，没有持续打仗的资本。

清廷的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个消息倒也不算都是造谣。所以，老百姓对这个消息是很相信的，认为朝廷没钱了。既然如此，自己存在银行的钱就不安全了，开始纷纷到银行取钱。

老百姓如此做倒也无可厚非，但取钱最起劲的竟然是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两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

带头，清廷的其他官员也纷纷仿效，完全没有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觉悟。不仅取钱，很多人还开始逃难。

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飞速攀升，米价也随之上涨。

伴随着这些乱象的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都听到谣言，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南昌沦陷”，明天写的“无锡沦陷”，过后一个星期就都变成事实。

乱象、谣言、恐慌……清廷内部呈现的是树倒猢狲散的景象，北洋军已经南下，后面却已经在各自做着打算；民间则是不看好朝廷。这个时候很多老百姓又想起自己是汉人了，都觉得满人太少，汉人几十人打一个，打胜似乎可以预期。

一个曾经的所谓大国。竟然没钱，准确的说是国库没钱。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了，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而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

如此窘迫的财政，立刻把清廷的形象毁得差不多了。很多低级官吏也想逃难，可工资不发，连路费都没有，只好去当铺典当凑钱。官吏如此，老百姓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也就不言而喻了。

特别是南方诸省纷纷宣布独立，不管是宪政派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革命军切实掌握控制的地区，反正这一份份独立通电，就如一记记重拳狠狠击在外强中干的清廷头上。

而由于革命军方面的积极争取，加上清廷海军主要根据地上海的光复、驻沪海军投向革命政府，最后安徽宣告独立，整个长江下游除南京外，竟再无补给之地，江中军舰的煤粮供应也发生了困难，这些因素终于促使泊于江面的海军官兵决心起义。

同时，汤乡茗又收到了其兄汤化龙的密信，说到革命军政府很器重他，有意让其担任桂省或闽省的民政总长，促其“起义立功，趁早勿晚”。

“海琛”舰正电官张怿伯、二副杨庆贞、三副高幼钦等人，“海容”舰正电官金琢章、枪炮官陈世英，“海筹”舰正电官何渭生、二副沙训龄、教官佘振兴等人又进行了广泛联络，一些舰的管带、帮带得知后也予以默认。

在此情形下，汤乡茗率“海容”、“海琛”、“海筹”等舰拔锚起航，到达九江。各舰都降下了清朝龙旗，悬挂起白旗，表示归顺革命。

如此一来，长江防线便非常牢固，革命势力与清廷划江而峙的局面几近形成。

紧接着，复兴会发表了致全国人民书，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邀请已独立各省及上海派出代表赶赴广州，参加临时政府筹备会议，共商国事。

同日，吴禄贞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武昌发布命令，呼吁独立各省的军队迅速安定地方秩序，以保证民众安全为要，禁止倾轧与互相攻击，一切待临时政府成立后协商解决。

同时，又向各省军政府发出联合作战通告，希望各省军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增援武昌军政府，共同打击并消灭忠于清廷的反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