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强点头微笑，表示对此很是赞同，赈灾可以让临时政府的威权渗透进各个地方，确实很值得考虑。

停顿了一下，陈文强笑着发言：“除了政府拔款外，各地方政府也应该向当地富户劝捐，并且积极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国内、国际的捐助应统一存入各地的中国银行，设立赈济基金，专人管理，账目公开，不使其挪作他用。同时，放开民间慈善资金参与灾区社会受灾群众自救自助活动，让受灾群众得到各类社会群体慈善资金的捐助，以此作为政府财政资金的补充作用。”

这个办法新颖，新名词也是层出不穷，殊不知这都是陈文强剽窃于后世的做法。

“以工代赈的范围还应扩大，不只可以组织灾民筑堤修坝，还可以让他们架桥铺路，只要灾民的生活还需要政府救济，那么该地方的基础建设便都可以向灾民敞开。当然，我会建议临时政府除对灾民进行移民安置外，也要对灾区做出一些政策倾斜，实行灾后重建时期减税政策，并鼓励社会各类资金积极参与灾区生产重建工作，在税收上，相关项目可以给予减免。”

“这是否意味着在灾区开办工厂，既能得到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又可以得到政府的税收减免，这岂不是只赚不赔的事情？”趁着陈文强端茶喝水的空当，黄兴停下笔问道。

“暂时看应该是这样。”陈文强笑着解释道：“你有兴趣也可以去嘛，不过要注意，税收减免政策是短期的，比如说三年或五年，等到灾民生活恢复正常后，这项优惠政策也会逐渐取消。即便如此，这个办法对商人们来说，也很具有吸引力。建一些投资小、见效快的项目，还是很合算的。”

不管建什么厂，只要你扎下根。想搬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也就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使一些农民转化为工人，缓解了土地紧张的压力。

“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对待灾民的态度。灾民只要能吃上饭，哪里会去闹事？不是被地主劣绅逼得无路可走，又岂能聚众暴乱？”黄兴伸出手指强调地说道：“军队是抵御外侮，保护百姓的，不是吃着百姓种出的粮食。领着用民脂民膏发放的军饷，反过来倒去用枪弹和刺刀对付自己的衣食父母，那样的话，良心何在？款也拔了，粮也运了，再有民变，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工作懈怠，赈灾不力，官员失职。”

“把无衣无食的饥民‘目之为乱民，为匪徒’。是满清的做法，我们不要学。虽然要将流离颠沛、饥寒无告之民与那些趁机抢劫、偷窃之徒区分开来，区别对待，工作量会很大，但无疑也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出动军队镇压所谓的‘民乱’，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尽量不要采用。”

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灾荒问题上所犯的最大失误就是在有些地方对灾民竟采取了戒备和防范的态度，有时竟视之为建立正常秩序的一种障碍。不仅如此，还发生了由革命党人掌握的新政权的武装去镇压饥民“闹事”的事件。

显然，这对于临时政府的形象是有很大影响的。对于尽量把光复地区巩固并安定，是有负作用的。

陈文强眨了眨眼睛，为了缓解气氛，笑着说道：“这正是考验各地政府工作效率、工作能力的机会。满清不行，新政权难道也不行，能者上，庸者下，我同意克强同志的意见，把赈灾当作各地政府考核的指标之一。

“至于赈灾的资金。我看还有很大的缺口。”黄兴点了点头，把目光投向陈文强。

在战事未止、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刚刚掌握了一些地方权力的革命党人，能够关心人民疾苦，采取积极的赈灾措施，这不仅仅是值得称道的事情，更能得到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民众支持。

而且，临时政府如能在灾荒问题上对封建统治做出深刻揭露，便已经足以让人们逻辑地得出结论：象满清这样腐朽而又暴虐的反动政权，除了坚决推翻它之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选择吗？

虽然复兴会在未发动之前，便已经充分利用舆论和媒体的力量。他们在追求共和制度、埋葬封建君主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大声疾呼地歌颂未来新制度的优越性，抨击清朝反动统治的落后与黑暗。在涉及各个方面的无情揭露中，灾荒问题是谈得较多的一个话题。复兴会所控制的媒体尽情描绘了灾荒带给人民巨大祸害的悲惨现实，反映了他们对劳动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而且，复兴会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停留在天灾这样的认识水平上，而是透过灾荒，进一步寻求和揭示与灾荒相关联的种种政治因素，从而得出正是腐朽统治的“人祸”导致了或加深了“天灾”的结论。

也就是说，中国的灾难大多是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

然而，揭露归揭露，舆论归舆论，如今复兴会决定挑起这副担子，就要干好，既要让民众看到革命党人不是光说不做的假把式，更要由此聚积更多的人望，在道义上占据高点。在陈文强看来，临时政府更可以借此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打破列强设置的官方屏障。

参加此次“长江流域赈灾工作会议”的不仅有代表临时政府的陈文强、黄兴等人，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四川等省也将派出代表前来武昌。不来白不来，来了就有赈灾款拿，大概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然而，事情会是如此简单吗？